【老洪江·第50期】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有四大报纸

  民国时期,洪江是湘西繁华的小都市,党政军界和商界都热衷于办报纸,传播新闻和发布各类信息,报道风土人情,增添了洪江的文化繁荣。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有四大报纸群体:长沙报群;衡阳—耒阳报群;邵阳—蓝田报群;常德—沅陵—湘西—洪江报群。它们是各地抗战文化的一部分。

  老洪江最早的报纸是《洪江日报》,是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洪江木商首富方顽佛代表洪江市政厅向省邮政管理局领取的执照,报社在龙船冲,用手工纸石印出版。

  20世纪20年代,老洪江还有两种报纸:一是《新湘西日报》,1926年1月筹办,却未正式发行,1927年改为《湘西新报》,办报8年。二是《新洪江日报》,1926年11月创刊,它的前身是当年9月创刊,短期出刊的《洪江市政周刊》。

  20世纪30年代,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老洪江创刊的报纸有:1932年1月的《雄溪潮》,1935年改为《潮报》,社址新街湘乡馆。1932年8月的《蛮报》,社址在丫岔田,三日刊,粟裕胞兄粟沛创办。1934年10月的《正报》,社址在岩码头陕西会馆。1936年元旦创刊的《洪江市报》,社址关圣宫。1936年9月的《铎报》,社址歌诗坡。还有一种《晚报》,创刊时间不详,社址也在陕西会馆。

  《洪江市报》很值得纪念,关键是一个“市”字。当时洪江的各家报纸各行其是,各显其能,往往代表一家之言,缺乏对洪江政治经济的整体报道,因此,洪江政界与商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决定创办一种能够代表洪江的报纸,用一个“市”字,为舆论正名。《洪江市报》的董事长是李江平、李镇源;副董事长唐昇廷;董事有陈树人、曾纪容、黄昌元、黄可志、张南山、谢玉球、李烈階、潘蓉廷、吴克成,舒癸甲等人。《洪江市报》四开版,日报,1940年3月改名为《新报》。

  洪江的《铎报》也值得一提。“铎”是古代的一种铃式乐器,在宣布政教法令的时候使用,就像过去的学校以摇铃为号。

  《铎报》在国民政府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善后的支持下创办,也极力宣传保安司令部,1938年《铎报》改为日报。这份报纸敢于批评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1938年11月被勒令停刊。其实“新生活运动”包含很多属于文明卫生和节俭的内容,比喻禁烟禁毒、反对裸体游泳、公共场所不许抽烟等,而主要目的却是推行全民军事化生活,在实施中出现很多问题,诸如弄虚作假、形式主义。《铎报》对它的批评,也有维护“小南京”洪江的消费和商人生活方式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之前,老洪江创办的报纸还有:1937年1月的《洪江晚报》,1937年6月的《敢报》。《敢报》为内政部警字执照,发行人和主笔叫乔子磊,该报政治上反动,趣味低级,乐于披露秘事丑闻,借机敲诈勒索,因而声名狼藉。社址在湘乡馆,洪江解放时停刊。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老洪江增添的报纸有:1939年7月的《亚南晚刊》,不久改为《西南晚报》,创办人和社长刘运心先生。1940年3月创刊的《五溪导报》,社长也是刘运心。2017年清明节期间,刘运心的孙子刘冠环、刘冠中兄弟从江西回到洪江祭祖,参观了洪江报馆,第一次看到祖父当年创办的《亚南晚刊》、《西南晚报》和《五溪导报》,感伤和感慨不已。

  1940年3月新出版的《新报》是《洪江市报》的更名。1940年9月11日,经国民政府内政部批准,《西南日报》社由桂林迁来洪江,社址歌诗坡,先由第十区专员徐庆誉主办,1945年由会同县三青团干事长何萍川主办。《西南日报》不同于《西南晚报》,具有官方背景,它是老洪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期3000份,八开,使用铅印,远比石印先进,一直到1949年10月洪江解放时才停刊。抗战胜利之后,有1947年11月的《正谊日报》,社址莲花地中山纪念堂,地方当局的舆论工具,1949年10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另外,1945年洪达中学的学生自治会办有《洪达月报》,在协昌印务局印刷。

  抗战时期,湖南报纸的开放性和数量之多,在全国领先。这与张治中将军治湘有关,1937年11月—1939年1月,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在舆论上比较开明。在湘西一带,“湘西王”陈渠珍在文化上也很开明,支持办报,对洪江、沅陵报群产生影响。1939年1月薛岳接任湖南省主席以后,加强防共,凡与中共有关,或政治上进步的报纸全部遭到打压或封杀,《洪江晚报》便是典型一例。

  《洪江晚报》的创办与《铎报》有关。《铎报》因为倾向于宣扬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引起驻军370团严重不满。该团政工室主任邹新泽约请曾树模、向泽元、胡少白、杨芳等人,决定创办《洪江晚报》,与《铎报》争锋,社址中山公园,社长曾树模,邹新泽自任发行人。报纸影响较大,370团奉令开赴抗日前线后,报纸则面临停刊状态。

  1938年2月,受中共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江仁杰、杨继兴,胡少白、向泽元、贺琼等爱国青年接办和改组《洪江晚报》。江仁杰任总编辑,编辑有杨继兴、朱泽生、向泽元、黄醉候等人,胡少白为外勤记者,钟太祥、周汝聪、贺琼等为特约撰稿员。社址由中山公园迁到宝庆会馆,后来迁移湘乡会馆。《洪江晚报》四开版,每日一张。

  《洪江晚报》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如江仁杰用“木火”笔名,发表一、二、三论国共合作的社论。报纸针砭时弊,揭露奸商,关切民意,办得生动活泼,贺琼曾经用曼石、金缨、卞石、京林为笔名,发表散文、诗歌、短评、杂文之类。改组后的《洪江晚报》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影响更大,成为洪江宣传抗战的最重要阵地。

  江仁杰还主动与中共湘西工委取得联系,1938年3月,中共湘西工委委派军事兼统战部长梁春阳(1914—2011,溆浦人)来到洪江,代表组织批准江仁杰为中共党员,11月又批准杨继兴、胡少白、贺琼、朱泽生、汤凤璋5人入党,在商达小学(棉花园)秘密成立中共湘西工委洪江直属支部。江仁杰任党支部书记,杨继兴、胡少白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贺琼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洪江晚报》正式成为中共掌握的重要报纸。

  《洪江晚报》也因为它的进步性而受到会同县党部洪江办事处严密监视和暗中威胁,却不妥协,继续在本报和《铎报》发文,与控制的《敢报》展开论战。1938年11月《铎报》被勒令停刊,1939年春,为了保护中共党组织,《洪江晚报》停刊,改名为《长江日报》,迁址三义宫,继续坚持办报宗旨。不久后《长江日报》也被迫停刊,而且不准恢复《洪江晚报》。

  1940年7月2日,由于侄子贺俊奎的告密,贺琼在会同被逮捕,一些名单、书信、照片等党内机密暴露。1940年12月中旬,贺琼被秘密杀害,时年26岁,就义时大义凛然。1940年秋,江仁杰在武冈被捕。1941年三四月,胡少白、朱泽生、汤凤璋被捕,中共洪江支部遭到完全破坏,停止了一切活动。

  民国期间的洪江报纸,印刷以石印为主,条件好的报社采用铅印,至今在洪江古商城遗存当年的印刷模板。民国时期的报纸,多是酸性纸张,耐久性较差,寿命一般只有50多年,至多100年。近年来,洪江古商城文化专家刘同林先生,为挖掘民国期间的洪江报纸文化遗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较大贡献。

  民国时期的洪江报纸,既是洪江各界的舆论工具,抗战期间又成为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阵地,它们是洪江抗战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沟通商业信息,彰显地方文化,发表文学作品,对繁荣商业,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沈从文曾经自述:“1922年前的沈从文是流氓、土匪、痞子,甚至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两脚站立没有羽毛的动物”。青年沈从文在湘西追随陈渠珍,到保靖县《民治旬报》报社从事校对工作,开始认真读书,终成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自述虽然多有自我调侃,他也不在洪江办报,但是,老洪江也有那么多的报纸和读者,当年的文化氛围必定熏陶了不少读者。

  从民国到新中国,老洪江的最后一份报纸,是1994—1996年的《洪江市报》,那是老洪江市被撤销前的最后时期,也是遭遇特大洪灾,老洪江最困难的时候。《洪江市报》由中共洪江市委主办,四开周报,黔阳县彩色印刷厂承印,激光照排,对凝聚洪江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华先生担任总编辑,我有幸兼任副总编辑,经历了洪江市最后一种报纸的办报全过程。最后的《洪江市报》,它与民国时期的《洪江市报》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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