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骡马市 民国纸铺兴盛一时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古以来“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国时期,当风起云涌之时,蜀学的“名分”从未动摇。那年月,川籍学者走向外面世界的虽不多,但却有自己的禀性,有他们值得骄傲的许多方面。以旧学来言,他们在群经诸子等朴学领域确实颇有整体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旧学大家,读书广雅,博古通今,并不输给同时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校长,甫抵即聘请刘大杰做中文系主任,结果很丢面子,因为刘先生做的那些旧诗,论水平比他的蜀中学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没过几个月,刘大杰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长请辞。由此可见,蜀中文史人才怎生了得?

  那年月,其实也不应苛求刘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无法与川籍学人的旧学“华山论剑”。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的吴虞,两人都是现代中国的鸿儒。吴虞家住成都老北门,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释读这门冷学问为业,且硕果累累。他的故居位于北大门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著书立说,发出蜀中学人的声音,被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吴虞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与龚自珍、马君武一起,被柳亚子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

  我至今不解,那时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佳良,何以催生了这么多睿智的文人士者?

  历史上的成都北门街巷里曾有过许多深宅大院,住过许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宝桢,他于1876年自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开发了名菜宫保鸡丁,二是创办了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机械局),推广洋务运动。他的故居在北门方正东街,那里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

  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时,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他的妻子、民国女杰董竹君更是闻名遐迩,家住北门公馆。

  成都报业鼻祖级人物,大实业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门附近桂王桥北街石马巷。史料记载,他们就在皇城以北的几十条大小街巷里住过,彼时公馆林立,俨然一个官吏与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风光。

  满清时期,满城北面的骡马市一带,乃是满汉商贾经营牲口的集市。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满人的迁徙,逐渐变为汉人的纸张及文房四宝流通之地,生意兴隆。正是有李劼人于1926年在乐山原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办的乐山嘉乐纸厂,钱子宁于1939年创办的宜宾中元纸厂等数十家省内纸业,才使抗战时期的新闻纸、钞票纸、打印纸、道林纸、电报盘纸、绘图纸等实现“四川造”,并在那十字路口开设店铺,解决了当时四川报纸印刷纸张大多靠进口的难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使报纸得到了广泛普及。其中数吴氏家族的纸铺较大,还有鲁氏家族帮着营销,以期满足省内外的用纸需求。

  笔者认识这两家后人,多次聆听口述,故而得知。1949年以后,那些纸铺纷纷易名“文具店”。直至上世纪80年代,骡马市那里的十字路口处,“未来号天桥”下尚有若干家书店、文具店开业。再往北不远,过“万福桥”,有四川省印刷厂,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印刷厂,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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